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在那里？

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在那里？

 

厦门  尤德才   

 

   本文已发表在人民网、共识网、学术中国等各大媒体论坛上 

  人民网>深入讨论 2013-10-31

 

       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作品。中央高层领导王岐山为什么力荐此书呢？因为，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警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前期有相似性。

       

       在中国的崛起中，研究法国大革命并吸取其教训，可以避免走入误区或陷入很多的陷阱，有利于形成共识。共识越强烈，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也对中国改革路在何方？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在那里？如何克服改革理论滞后实践？改革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等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有感二：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在那里？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表达这样信息，如何解释“改革带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作者托克维尔的解答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境遇的普遍改善，正是这改善吊起了人民的胃口，民众开始认识到进一步的改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而政府却未能通过有条不紊的、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民众期望、平息不满。 特别是改革到了深水区，那个深层次、最本质的东西却没改。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发生冲突和不相适应，更令人们无法忍受。最终人们去去耐性，偶然的事件可能成为导火线，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早在路易十四已种下祸根。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国王带头对最古老最坚固的制度毫不尊重；政府告诉大家对私有财产的轻视态度；司法在教会人们不用尊重基本的程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不无嘲讽地说，政府干预司法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政府的崇拜，人们在遇到司法麻烦时，首先想到“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旧制度下的政府就是这样，以国民或公共利益为名，把暴力正常化、正当化，法国人耳濡目染，从政府那里学会了无视权利、法律、程序，并崇尚专断、暴力的政治心态，国家就这样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在奴役和革命之间摇摆的人民，除了接受奴役和发动暴力革命，国民不知道该如何自主地进行政治行动来治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自由自治被破坏，使得责任伦理和尊重精神丧失，成为革命的土壤。

 

       因为，民众蔑视法律的结果是：“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托克维尔不禁哀叹：“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更何况我们长期受到极左的思想影响，迷信“阶级斗争”，对“胜王败寇”思想的崇拜。长期缺乏（如法治、自由、人权、仁爱、契约精神、宽容妥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等）的公民教育的社会，今天中国民众比当年法国民众更迷信革命和暴力。如果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偶然事件就会造成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玩火者必自焚的自我摧毁逻辑，也会暴露无遗。

  

       去年，发生在中山市鸡毛蒜皮的小事件，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足以看到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程度和强度，潜藏的那种盲目的、疯狂的、暴力、混乱、无理性的发泄、动荡渴求，令人堪忧！它有别于根植于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用公共精神、基本的公民伦理来考量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令人堪忧！

 

       特别是法国贵族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不具备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品格的“贵族＋演化”道路。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法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自由传统就逐渐被破坏，王权专制到登峰造极自称“朕即国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治。逐步构建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长期的专制，必然腐败低效，贵族官员滥用权力，不作为、乱作为；国王更是不受任何约束，带头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社会缺乏公平公正，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在积累中。当贫困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出现后，饱受压迫和不尊重的温顺的人民立刻便成为暴徒，所以革命爆发。

 

        路易十六是位较为开明的国王，深知道不改革没有出路，为释放长期积聚的不公平所导致不满情绪，不断努力改善来满足大众的期望。例如，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的政治犯，到路易十六也大都被释放（除精神病患者）；当时的法国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受到更好的保护。但长期忍受不公平待遇的法国人民，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人民对社会政治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长，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需求也越来越高。人民从满足温饱的需要，提高到人权、受尊重、平等、自由等等的需求等。一旦压迫减轻，就会尽其力将其挣脱，对特权、腐败、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特权越来越敏感。此时，路易十六稍有差错，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并不比今天中国政府做的差，路易十六最终也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今天，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相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政府越来越开明，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建国以来留下的问题，远比路易十四专制遗留下来问题严重得多。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浮现或矛盾激化，出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社会缺乏公平公正、贪腐横行、人心向背、官民对立比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前更为严重。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加剧或引发社会各种危机。有法律制度危机、民意危机、利益危机、公平正义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失守、社会失序等种种危机。其严重性已超出经济上意义，孕育了社会不稳定及不安的因素。对各种危机根源众说纷纭。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也有道德体系沦丧、还有是观念陈旧，软、硬件不配套之说等等。如何解释《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改革带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现象，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与危机，中国也不能例外。引起国家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则外患，二则内忧。我以为，中国要害在内忧，而非外患。

   

        所谓的盛世定律，实际上是指从生长、发育、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率。一个盛世的到来同时，往往是末世的开始。回顾中国的历史，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强盛期，随后不到五年就败走台湾；乾隆是大清最强盛期，而乾隆之后就日薄西山。明成祖朱棣，编修永乐大典，郑和七下西洋，迁都北京，建造紫禁城，何等风光，但朱棣之后的明就日益衰弱；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但却引发安禄山的叛乱，从此唐就一蹶不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武帝之后，西汉就迅速衰亡。秦始皇统一六国可谓是千古一帝，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为什么那么短命？不仅仅因为死了秦始皇，秦二世太无能。是因为由秦始皇开始就形成焚书坑儒思想专制及政权治理之极端，引起群雄共起。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小到一个人的命运,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物种都将无法抗拒这个事物周期性发展的客观规律。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没有什么能逃得过。任何社会组织和人都遵循着一条不变的自然规则--从生长、发育、成熟直至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走过了秦、汉、三国、晋 、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每个朝代都想永远统治，但违背规律必受规律的惩罚，逃脱不了社会发展规律。

 

       所谓“万物皆有灵。”生命现象不仅只有人，动物、植物有生命。社会组织一样有生命现象表现。对社会组织的生命现象的研究和重视，对当下改革理论滞后实践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着很现实意义。否则，理念含糊，朝夕令攻，会使社会患“脑震荡”。改革就无从下手，意识不到危机，找不到标本兼治应对危机的方法，或者为改革而改革。到头来令人失望、悔之不及！

 

 

       任何组织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按照一定组织原则组成的，来自于人又还原于人。因此，组织与其说是一部机器，不如说是复杂的、有机的生命实体。每个组织都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因而造成差异。同人一样，其生命力差距十分悬殊。百年老店仍可灵活如初，有的组织初创不久却出现官僚无比。有些组织进入壮大的阶段，进入"成熟期’后已积劳成疾，出现迟钝、麻木，未老先衰，而毁于一旦。任何组织都有自身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矛盾或危机，只有采取有效的化解矛盾、克服危机的策略，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否则便会衰退、夭折。 

   

      组织像任何有机体一样有其生命周期。一般组织的生命周期要经过初创时期、个人时期、职能化时期、官僚时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官僚危机、死亡（或变革重生），参与管理（如股份制、民主宪政）等阶段。但是，社会组织和人虽有生命周期，所不同的是，组织的发展可以长久，或者经过一个停滞时期，还会继续成长。因为构成组织的人可以新陈代谢，不断循环向更高组织形式发展，而人和其他生物则做不到这一点。

  

      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规模，就会出不同的问题和疾病。不同阶段实行相应的管理思维和方式、制度和结构等治疗方法。例如，组织发展初期，领袖和个人起着很关键作用。但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阶段（如几千人、几万人），不可能用人去管。只能要用制度、结构、组织文化等职业化去管理。特别是在组织的变革期间，其改革原因、征兆、程序、模式、目标、压力、阻力、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应对？如何调整？使组织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是人们长期关心和探讨的问题。因为变革的结果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使问题变得更严重。

   

       需指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并非每个组织必须经历这几个阶段，有的组织没经过职能化时期就直接进入官僚时期，或经过创业时期后就夭折了。组织所处的阶段常常带有其它阶段时期的成份，互相交错，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最后一个阶段却不知不觉到来。篇幅关系，只论述管理管理危机。

 

       本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已进入官僚管理危机阶段，从而加剧或引发各种各样的危机。

 

       官僚管理阶段的到来似乎是不知不觉的。随着组织的发展，机构越来越复杂，模式越来越牢固，本位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组织逐渐出现“失控”状态。为克服“失控危机”，保证政令统一，步调一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强化合作协调关系，于是采取行政方式用一系列法规以及工作程序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组织运行稳定，集中统一。这样为官僚式管理创造条件,也是对组织顺利发展的适应性反映。于是行政班子越来越凌驾于基层、部门机构之上以及人员老化、思想比过去保守等因素，组织越来越依赖组织结构、法规以及工作程序，依附各阶层的行政人员等层次森严的管理系统。以至造成一种心理损耗增加，工作效能降低的趋势。组织成员更多是机械规章执行者，行动迟缓，战战兢兢，力求明哲保身，从而妨碍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多数组织成员的不满与离心倾向。持久下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文山会海普遍存在，组织就缺乏适应能力，协调综合能力，组织越来越脆弱，越缺乏活力，于是就出现“官僚管理危机”。

       

        官僚管理危机也可从事物的新陈代谢功能来说明。一个社会或组织越有活力表明它自我新陈代谢、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功能越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其中，新陈代谢犹如各种生物的新陈代谢一样，在生长、发育和衰老阶段是不同的。幼婴儿、青少年正在长身体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物质来建造自身的机体，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同化作用占主导位置。到了老年、晚年，人体机能日趋退化，新陈代谢就逐渐缓慢，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的主次关系也随之转化，身体、精神、意志、能力等衰弱退步。如果新陈代谢停止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新陈代谢功能是社会组织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发展的过程。

   

       新陈代谢问题对一个社会或组织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对一个政府组织而言，也当如此。如果只有些老面孔轮流或依次坐庄，那么执政理念肯定老旧陈化，官僚习气极重，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忽视新陈代谢功能问题，社会和组织就很难健康发展，同人一样走向死亡时必然都会有的生命力衰竭，产生衰老、缺乏活力。

    

        遗憾的是，新陈代谢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理论界忽视或不够重视的问题，我们体制也缺乏新陈代谢功能。从而使我们社会和组织未老先衰，进入官僚管理危机。

 

       如果看到一个社会或组织机构臃肿，官职增多，人浮于事，大致判断这样社会和组织大多数缺乏自我新陈代谢，自我更新功能，进入官僚管理僚机阶段，进入老化状态，缺乏活力，势必至少产生以下弊端：

 

       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的组织里，势必造成繁多的制度和复杂的手续。如果一个机构在几个月之中还没发一份文件，就有可能被怀疑为多余机构，于是文件成堆，会议成灾，管理人员深陷组织事务无法超脱。这种繁文缛节必然抑制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果断性。即使卓有能力的管理人员，也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它慢慢在繁文缛节环境下小心谨慎窒息而无能为力。

 

       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的组织里，造成指挥系统过于复杂。在繁琐、重叠的机构背后，必然会形成克格勃式的相互制约的人际关系。明争暗斗，造裙带势力严重，重视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排斥。选拨管理人员不是按能力选拨，更易重用唯唯喏喏的人，造成管理人员素质整体下降，这就带来人才不足的危机，限制人们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做好被挤掉，做不好被换掉，惧怕失败，缺乏创新，不敢向风险挑战的现象。优秀的人才也会慢慢被官僚管理的小心谨慎窒息而死或产生变形，行尸走肉。

 

        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繁文缛节的组织里，于是出现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四、五个和尚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功人人抢，有过个个推。一切照抄、照发、责任推诿。工作分而不管，事情议而不决。甚至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造成官场朋党盛行，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不敢改革创新现象……。

  

        任何朝代建国之初常常是朝气蓬勃、清正廉洁的。也可以从初建组织为何有活力，但到了官职增多，机构、制度健全时活力就减少去理解。这也是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法律不健全,机构不健全”领导干部却较为清正廉洁。现在法律制度，机构越健全，贪污腐败却越多。为什么我们也很重视反腐败，反腐机构和措施众多，公检法、监察部、中纪委、反贪污贿赂总局，建立了省部级干部巡视制度等等，政治局常委也被打下，为什么仍然有人前赴后继的腐败，腐败泛滥仍不可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一个国家社会来说，官僚管理危机主要特征：机构臃肿、官职增多、繁文缛节、形式主义、管理队伍老化、政令不通、公权力失控、社会失序，管理混乱、群体事件频发，出现官民对立，思想混乱，人心浮动。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同时又增加维稳人员及其管理人员。最终，只得加重税收，甚至横征暴力来维持行政运行，超印货币，货币快速贬值。恶性循环；同时，体制僵化，不思进变。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社会缺乏公平公正、贪腐横行。导致上层专制腐败，中下层失去上升空间，下层苦不堪言。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贫富悬殊、人心向背、乱象丛生。社会缺乏共识和凝聚力，道德失守，价值失落、人心涣散等等。此时的社会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不及时有效的变革，长期积累各种社会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

 

        社会和组织与人一样也会得病。对于人来说，最可怕是无痛性疾病、癌症、肝硬化、肾病、糖尿病，这类特别危险的疾病早期都是无痛性，待到发现时往往病入膏盲，不可救药。对于组织来说最怕是官僚管理危机。组织越老，发病率越高，而且官僚管理危机是慢性病，平常没有特定的自我感觉病状。而且在患病时，精神状态变差，对事情就难以采取向前看，恶性循环而引发并发症。一旦发作，就很难治愈。

    

官僚管理危机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1、官僚管理危机酝酿期：社会组织的危机都是从量变，渐渐的成型，最后形成质变（爆发）。官僚管理危机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内机构臃肿，官职增多、人浮于事、人员素质、领导风格、价值观等由诸多因素动态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

 

       2、官僚管理危机爆发期：潜藏危机因素的发展与扩散突破预警防线，社会组织危机便进入暴发期，出现本贴所说的官僚危机症状。此时的社会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不及时有效的变革，长期积累各种社会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威胁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不立即处理，危机将进一步上升，其杀伤范围与强度会变得更为严重。

 

      3、官僚管理危机扩散期。国家由社会各种子系统组成的。不同的子系统，具有独立性和关联性。又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纵向和横向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系统会影响另一个系统。任何一个单独的系统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一个系统生病了就会影响另一个系统的健康,恶性循环。

 

      4、官僚管理危机发生后，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带影响，有时会冲击其他领域，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危机。危机扩散最具破坏力，甚至会造成连锁反应产生另外的危机。

 

      5、官僚管理危机处理期：该阶段进入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后续发展领导者（管理层）的智慧及领导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稳健有效引导系统组织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正常的社会都会通过诸如（新闻媒体等机构）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是最佳的危机处理途径。也就是说，防止官僚管理危机最好方法：除了建立相互制约的权力机构系统外，通过言论、结社、集会、示威以及法律的途径得以解决，使社会危机在形成之前就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掉，防止造成社会矛盾的积累，爆发时释放的能量就是灾难性的。

 

      6、官僚管理危机处理结果与后遗症期：危机经过紧急处理后，可能得到解决，也可能无效的处理（如搞“运动”或“维稳”最多只是治标不治本，大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隐藏问题，酝酿更大问题，种下更大隐患）。可能使危机的残余因素经过发酵，使危机重新进入新一轮酝酿更大能量的危机期，而再度被引爆，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7、官僚管理主要特征：1、意外性：危机爆发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始料未及的。2. 破坏性：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危机，不同程度地给社会和组织造成破坏性。而且危机爆发较为突然，常常时间和信息有限，往往往会导致决策失误，其破坏性的能量可能造成系统崩溃和解体。

 

       官僚管理危机晚期表现都是缺乏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缺乏自我调节、自我新陈代谢，自我修复的免疫力功能，缺乏活力进入老化状态，出现生命力衰竭现象。对于问题常常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社会就会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长期积累各种社会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最终，出现混沌理论 “蝴蝶效应”。叶利钦振臂一呼，庞大苏联帝国倾刻解体；2010年岁末，在突尼斯发生了一起失业青年自焚事件，引起被称为“茉莉花革命”，推翻了本?阿里长达23年的独裁统治，平和转型，付出社会成本较低。并且还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受到波及，却用革命暴力转型，付出相当高社会成本。于是不稳定的系统自动瓦解，转化为新的系统状态。

 

       遗憾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如今的中国社会过早未老先衰地步入“黄昏期”，已进入官僚管理危机阶段中（混沌状态），缺乏和谐有序机制（如自我调控机制，新陈代谢机制）。从而加剧或引发各种各样的危机。有法律制度危机、民意危机、利益危机、公平正义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失守、社会失序等种种危机。改革的结果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问题。只有顺应时代潮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朝向构建参与（如股份制、民主宪政）管理等阶段，危机才可能转化为机遇。

 

        自秦始皇集权专制两千年来，走过了秦、汉、三国、晋 、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一个王朝被推翻，又一个新王朝建立。国家动荡，民不聊生。几千年以来，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社会周期率”现象，无法走出血腥的改朝换代怪圈。恰恰说明，中国历史上从未实行过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

 

      “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和改变。改革模式要根据国情，但规律还是要遵循，违反规律必受规律惩罚，硬性维稳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应根据国情“稳中求进”。但不惜一切代价的“稳定压倒一切”，通常是混乱和苦难的开始。

 

      官僚管理危机的解决，有赖于我们解放思想，改变思维和观念以及反思深度与广度。不要留恋过去的框架，沿袭过去成功的一套过时的方法。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等之争、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延误改革良机，误国误民。拒不改革等死（如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改革不当风险也很大（如法国大革命）。

 

       机会和危机往往并存。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折点上，应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生命阶段，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抓住从量变到质变的机遇，不断改变思维方式、培养动态和战略管理的思想、想方向、想长远，不断构筑新的平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渐进入参与管理阶段（如股份制、民主宪政）等新的阶段的到来，化“蛹”为“蝶”的蜕变，社会才能和谐健康地发展。才能防止走向官僚化和衰退，社会系统失去活力而走向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