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列宁是苏共亡政的罪魁祸首

厦门　尤德才

 

       长期以来，许多中国人习惯把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亡政的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和西方敌对势力的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归咎戈尔巴乔夫，不光俄罗斯，整个前苏联多数民众也不会赞同。苏共早已对前苏联人民带来的苦难已经公开道歉。俄罗斯共产党书记久加诺夫对苏联解体、苏共亡政反思的结果是：一党专政，三大垄断（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

 

      本人认为，庞大苏联帝国倾刻崩塌、苏共亡政、东欧巨变的主要原因：是列宁“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唯物斗争思想意识，抛弃民主法治，建立“以党治国苏联模式”，导致一党专政，三大垄断，这才是苏共亡政的罪魁祸首。

         

      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曾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过《共产党宣言》。1999年11月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被发现，震动了整个俄罗斯。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其中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的预言。

 

     正如普京在列宁去世92周年纪念日，主持召开了科学教育委员会会议表示：“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创立者列宁，创建了俄国共产党（后改称“联共[布]”），开展暴力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制。

 

　　十月革命胜利后（媒体报道，俄罗斯史学界对“十月革命”看法是属于政变性质。今天，这一正确的观点也已写进了学生课本），列宁为确保政权的稳定，全然不顾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应当具备人权、民主、法治、珍惜生命的人性思想意识、权力的合法性、决策的程序性、行动的规范性。他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还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等的客琅施塔得水兵。到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集会、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药”和“自杀”的行为，造成全国一片红色恐怖。出尔反尔地对待立宪会议，直至以武力驱散立宪会议，表现出藐视法治的恐怖、专制主义倾向。创立了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种下苏共亡政，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及其阵营祸根。

 

　　列宁为了打击异己，列宁和斯大林还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并在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从东德的六一七镇压、波兰的波兹南惨案到匈牙利的1956年事变、从柬埔寨的大屠杀……等等人间重大悲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给各国人民的不是美好的生活，而是绵延不绝的苦难。正如列宁导师普列汉诺夫梭预言的那样：“列宁的理想主义社会将象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而且几乎没有人再站出来为此抗争。”苏联如此，东欧如此。历史证明了一切，这一切从开始就是个错误。

        

　　斯大林模式当然是斯大林构筑的。但错误体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很大程度受到列宁思想和遗留制度结构影响、或制约所构建的。集权体制、公有制加计划的体制这些现象是在一定的思想体系支配下形成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是根据一定的思想体系建立的，人的行为也是被人的思想支配的。正是由于国家政权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以致苏联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也被随意剥夺，给苏联人民和民族带来灾难。

 

　　斯大林执政期间，迷信“胜者王败者寇”的唯物斗争哲学。为巩固权力和领导中心，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大规模“肃反”、“清洗”，采政取结盟联合、分化孤立、各个击破、整体清除的方法。先后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朱可夫等建党元老、开国元勋、政治对手进行大清洗。

 

　　同时，固化“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从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员干部队伍中扩充自己的班底，形成了享有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各种制度化特权和非制度化利益的既得利益阶层。

 

　　党政军高度统一、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化国家”体制下，就会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的进行“三垄断”。“三垄断”原话是：“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箝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如索尔仁尼琴等不同政见者，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等等，这就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

 

      有学者指出，“媒体控制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但信息封锁与思想控制，最多只能延缓一个恶政的死亡进程，无法起死回生。

     

       从斯大林时期起，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仅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因为，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情况下，做到计划的有效性，门户齐全的各管理部门是必不可少的。其结果就是机构臃肿，官职增多，机构官僚主义更加严重，瞎指挥更多，更加速权力的腐败。同时，实行“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苏式体制，其结果就是不受约束权力的党组织行政机构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的“党化国家”。加速权力异化，产生特权集团。越是大拆大建，窃取公共利益越多。苏共逐渐蜕变成一个特权阶级，各种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愈演愈烈。贪污受贿，官员福利，特供商品，官官相护，司法不公，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已成常态。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苏联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供应网络，领导干部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等种种特供商品。

 

      由于党权无限膨胀，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垄断了社会政治权力，破坏民主法制，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形成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获取利润。伴随着权贵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民心流失越明显，最终走向帝党和官僚腐败党，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

 

      正如叶利钦所指出：“如果爬上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二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第一书记想权力谋私是太方便了。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讲是个好东西，只是不属于人民大众，只属于那帮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党员干部，他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警有警、要颂歌有颂歌，可以提前享受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按需分配，从而造成民心丧失。

 

      正由于苏共成了苏联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和特权阶级，很多人入党动机不纯，抱着个人私利入党，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建党之初，确实有一群人有那么一种信念，也坚持了下来。可后来实行以党治国体制等等渐渐变了味，发现只要说自己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能得到好处，就能升官发财。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荡然无存。形成了“享受在前，利益全沾”的“新贵族”。一旦入党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这个党就离灭亡不远了。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尽管拥有推进改革、提振民心、走上民主法治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他们“胜者王败者寇”的唯物斗争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体制的受益者和守成者，打天下是为了得天下，坐天下守天下，江山永不变思维下。要么禁止改革，要么改革不彻底，放弃改革，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从而将“党化国家”体制不断推向固化和极化的境地。

 

      尤其是勃列日涅夫的“维稳主义”执政18年间，不仅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反极权、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拒绝改革。反而固化斯大林集权体制而成为官僚主义体制，造裙带势力严重，重视实际能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排斥。选拨领导人员不是通过选举、竞争、按能力选拨，造成领导人素质整体下降，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干部，带来人才危机的问题日益突出。苏联晚期的“老人政治”使政坛暮气沉沉。在此期间，苏共党内已逐步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获取利润，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

 

       一位前苏联官员说，布尔什维克党靠革命翻了身。我们革了地主、资本家的命，不逞想，我们党却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与资本家；这些财产虽然名义上属于人民，但实际的支配权是我们党，操控在我们党的领导人手中。这就给了他们滥用职权和假公济私的机会。党靠剥削工人和榨取农民身上的血汗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们没有把这些财富用于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而是给自己盖别墅，购买高级小轿车，建疗养院，大肆挥霍。这就是我们党最终垮台、社会主义事业失败和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看看就在苏共瓦解的1989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发出调查问卷，收回的还是这样一组数据：“苏共究竟代表谁？”答案：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7%；认为代表工人的4%；认为代表官僚的85%。这说明苏共根本就不代表苏联人民，只是官僚们的代表。苏联不是人民的苏联，主权也不在苏联人民手里。 

 

　  苏共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改革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在“三垄断”的极权制度下，除了权力，谈何信念！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党再强大也是党，不是国家。“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苏式体制，势必加速权力异化，产生特权集团。社会因权力的过于集中而发生了巨大的扭曲。权力大于良心，权力大于法律，权力大于真理，权力大于民意。官僚们每天为了争权夺利而你死我活地角斗着，再而三错失改革良机，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最后病入膏肓，改革已经晚了，任谁都无法改变“亡政”的命运。

 

　　到了1980年代中期，国内问题堆积如山。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官僚-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权、财富和真理，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加上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表面文章达到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看不到眼前的万丈深渊。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骄奢淫逸，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社会缺乏公平公正、贪腐横行、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贫富悬殊，人心向背、社会缺乏共识和凝聚力，公权力失控、社会失序，管理混乱、群体事件频发等等。苏联政治危机已逐渐地显露出来，社会逐渐陷入混乱和脱序。

 

      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最终陷入“人没亡政就息了”，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空前沮丧和对前途的迷惘之中。留下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苏维埃政权，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此时的社会已处于强制和反强制的不稳定混沌状态，长期积累各种社会矛盾可能因偶然事件爆发而进入动荡。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状态下走向领导岗位的。可以说，除了民族问题之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存在的其他危机看得比较清楚。不改革只有等死，只有义无返顾地投入改革，国家和党才会有一线生机。但已经来不及了，苏联人民这时已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危机已全面露出。改革已经晚了，任谁都无法改变苏联解体、苏共亡政的命运。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自始自终都忠诚于苏联也忠诚于苏共，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亡政的罪魁祸首的恰恰是“极左”意识形态。庞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往往会利用极左派势力，用种种手段加以阻扰改革，或破坏改革。甚至不惜让人民忍受长期的痛苦，不惜毁灭整个国家，甚至不惜毁灭那个党。所谓爱党爱国，不过是利益集团道貌岸然的谎言，他们真正爱的是他们已有的种种特权和利益。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宣布苏共解散时，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几乎无人抗议和救护，竟没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 “9·18”政变却出现“好汉们”上演的一出“螳臂当车”闹剧的原因。甚至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的苏联老百姓包括原苏共党员赶来看热闹，向撤离的苏共干部起哄、吐唾沫，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总之，苏共亡政真正原因是列宁“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唯物斗争思想意识，抛弃民主法治，建立“以党治国苏联模式”，以强权为公理、高压控制。由于缺乏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的政党，苏共缺乏忧患意识，缺乏自我更新和改革，走上腐败变质道路。导致苏共利益集团的保守僵化，昏庸无能，腐化堕落，尸位素餐，耗尽了苏联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宝贵财富，吃空了苏联人民的积蓄、从而失民心失天下。苏共亡政是几十年来问题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必然结果。苏联解体,苏共亡政是苏联人民的选择，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