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与“民国教育”谁更像教育？

厦门  尤德才

 

        在民国时期，对外有列强，对内有军阀的威胁，外患内忧之下的民国政府实则是弱势政府。在这兵荒马乱、生活流离的年代，却是思想空前解放、新闻自由、人杰辈出的年代！ 现在基本没有民国时期出现中国教育的颠峰高校“西南联大”！出现像像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蔡元培；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国学大师章太炎、梁漱溟；学贯中西史学家大师陈寅格；新文化开山宗师胡适之；诗人徐志摩、语言文学家林语堂，教育学家清华校长梅贻琦，新史学开山鼻祖王国维，史学家傅斯年，政论家报人张东荪，宪政之父张君劢，以及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梅兰芳、李四光这样“灿若星辰”的大师？民国时期培养出了很多世界级的优秀人才，也为共和国所用两弹一星。2010年的最高科技奖是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颁发的，当他把500万元奖金和获奖证书授予两位毕业于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的90岁的龙钟老人时，就不难明白现在的教育与民国时期教育谁更像教育？

    

       民国时期之所以大师辈出，在于教育自主，办学自由，民国政府不干涉大学办学，实行的是“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已成为民国普遍的大学管理模式。大学“校长”不是官职，不对政府负责，只对学生负责，是学术研究的组织者，为人才培养和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最大限度的宽松环境。出现个人可以结社办报、新闻自由、文学术思想空前繁荣，文化科学活泼生机，民国是思想空前解放的时期。也造就了这些大师们不仅身具学问，胸怀抱负，更具有独立人格和思想，铁骨铮铮，气势磅礴。民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对中国教育作过不懈的努力和贡献，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在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竺可桢出任江大学校长，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1941年，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北大学者傅斯年先后炮轰行政院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并致其下台。可以傲然说，“教授做官全是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安徽大学校长文史大师刘文典可以和来校视察的蒋介石当面拍桌互骂对方“军阀”、“学阀”。可以公开称：“大学不是衙门，无需向权贵献媚”。

 

     《大公报》张季鸾办报纸可以“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北大校长蒋梦麟可以喊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胡适可以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国依旧有着今日社会难以企及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空间，《新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大公报》、《观察》周刊、《联合晚报》等难以计数的报刊杂志的可以抨击时政、可以自主政见。可以标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军私有，民治沦完”、“党祸”、“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等抨击政府、政党、领袖之文章。

 

       请问，今日中国有哪一所大学有民国时期“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的管理方式；今天新闻媒体能有民国时期的自由和舆论空间？今天的中国知识分还有民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吗？难怪评论家作家陈丹青发出感慨说：“我在所有大学看到都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今天的中国还有大学吗？有大学精神吗？有对真理进行无畏的追求。有理论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的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吗？

 

       建政60多年的实践，按照苏联模式，加进党委领导制的中国特色，出现教育领导与政府官员同质化，把行政化、官本位带到教育界里来，抛弃了经过半个世纪实践的大学办学理念与经验，包括教授治校、兼收并蓄，思想自由，独立人格等等。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严重地“泛政化”了，泛政治化很难让教师成为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人。

 

       媒体报道，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仅是结果，深层原因就是“泛政治化”！  学校应当是独立于政府，政治党派和意识形态之外，尊重事实和规律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才不会误入歧途。

 

       世界上一流大学基本都是自治的，没有这个特点的“大学”，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哪怕是英国、日本、挪威、西班牙等国，皇帝或国王犹在，是君主制国家，在大学与政府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君主国王或政府也无权插手大学的内部资源分配、大学的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事务，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得以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并依照自治、学术自由的模式运行至今。独立自主，学术自由，成了现代大学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东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独立”的成功经验，早已是共识。

     

       泛政治化的教育体系势必出现行政化所产生的“官本位固守”，势必出现厚黑学、谄媚之术、韬晦之术、馋毁之术、诬陷之术、阿附之术、结党之术之发达，歌功颂德的马屁文人的现象，严重破坏教育的伦理道德。同时，机构臃肿，官职增多，人浮于事，容易造成官商混合的权贵利益集团，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和危机。学术造假、论文剽窃、买卖文凭、贪污受贿、考试舞弊、师德败坏、权钱交易等腐败形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康正果曾说，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三大利益集团在控制。一就是教育的官僚体制集团，从教委教育部，一直到省教育厅，教育局，这些人制定指标，教师如何排名次考核得奖。这些都和部长局长校长是否能升官得利挂钩。二是商业体系，如出版社、课外的培训班等。三是利用教育换取个人利益的伪学者伪专家们。北京作家李红雨曾说，官场有多贪腐，学校就有多贪腐。

 

       今天的中国教育已经严重地“泛政化”了，不仅“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无法造就大师，而且还培养出一批一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学贼、政客与人渣。因为，能脱颖而出的人，一般是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伪君子，毁掉多少莘莘学子的前程未来。使中国民主法治之路多走了近百年的弯路，与世界文明拉开至少近百年的差距。

 

       因此，教育院校行政管理体制应是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泛政治化行政体制，培养什么接班人，为谁服务的问题。否则，很难让教师做真正的“传道授业解惑”人。会让大学失去了求真做学问的本质，分不出到底是官场，政治组织，商业公司，还是大学。泛政治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思想家、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伟大的科学家等大师级人物，也是阻碍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泛政治化势必造成关系复杂化，出现厚黑学、谄媚之术、韬晦之术、馋毁之术、诬陷之术、阿附之术、结党之术之发达，使教育院校异化成官僚机构，加速院校组织未老先衰，进入官僚管理危机，从而加剧或引发各种各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