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和制度论错在哪里？

厦门   尤德才

 

       中国至少从清末以来，出现“制度论”与“文化论”两个门派。陈独秀、梁漱溟先生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但新文化运动被后来“救亡压倒启蒙”的运动中“夭折”了。李鸿章等人搞洋务运动，主张师夷强技以制夷。继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等人搞变法搞革命，主张模仿西方的制度。最终不是梦碎甲午，或民主宪政制度已建立起来，却形同虚设，甚至挂羊头卖狗肉。

 

       我以为，“文化与制度决定论”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只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制度与文化并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制度而没有文化，或纯粹的文化而没有制度。制度是文化的形式，文化是制度的实质。制度与文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有制度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制度规范。文化和制度两者其实都是“存在”，其区别只在于文化素质无形，制度有形。文化和素质往往对制度起决定作用，是制度的基础和结晶，制定好的制度本身就取决于高素质的人。反过来制度对人的素质、文化思想观念具有强化作用。

 

       譬如，良好的民主法治政治制度是提升现代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要素，而良好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又是实行良好民主法治制度的保障。民主法治制度与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某个角度说，民主法治政治制度本身也是公民文化，通过实行民主法治，提高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社会螺旋上升或波浪前进的开端。

 

       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存在，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决定系统整体的状态。素质论、文化论、制度论、环境论都是有道理，但都是片面的，大都缺乏系统观去思考问题。我们应从系统动态发展角度，看待“文化”与“制度”及系统“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因时而转变。系统的软件（无形如文化素质）与硬件（制度结构）是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缺哪一样都不行，关键是软硬件的匹配，与环境和谐共振。

 

        犹如电脑软硬件匹配才能发挥更高性能，在什么样环境下更稳定（温度过高影响运行速度，甚至死机），不难明白软件、硬件与环境关系，无需多做解释。没必要争谁为主谁为次，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单纯追求某一方面，把它推向极端，最终，物极必反，都会使它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出现“南其辕而北其辙”。

 

       或者说，任何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走向具有趋势性、概率性、偶然性。是由系统中各因素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犹如“短板理论”----决定水桶容量大小的，是最短的那个板。最短的板补长了，第二短的板又成瓶颈因素了。如此等等，每个板都可能成为“决定因素”。素质、制度、价值观、结构、文化、历史、经济、教育、国际环境、天灾人祸等等，都可能成为短板。

 

        看看东德西德、北韩和南韩是同根同族的同文化，一切又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制度决定论没问题。

 

       反之，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没有《宪法》却有法治民主，因为它们重契约，守诚信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如果迷信“胜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即使有宪法也不一定有法治，宪法和法律形同虛设。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决定论是错误的，文化决定论没问题。

 

       同时，任何国家，或社会组织系统不可能存在真空，也受制于环境（如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宗教伦理、世界主流价值观念、各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等有形或无形要素)的影响，甚至在某个某个阶段时期，或环境变化，环境也会起到决定作用。 如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如宋朝），也因冷兵器时代外族骑射力量太强大而被更替。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论也没问题。

 

       曾有网友问我观点，本人不是制度论，也不是文化素质论，也不是地理环境论，是一个系统论者。素质论、文化论、制度论、环境论都是有道理，但都是片面的。应从系统动态发展角度，看待“文化”与“制度”及系统“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互为促进。没必要争谁为主谁为次，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取决于系统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状态，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社会心理、甚至国际环境等因素。

 

       犹如马斯洛需求理论，不同时期的需求不一样，采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也不一样。任何理论和方法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并反映这一条件的要求和影响的理论和方法才是可行的。任何脱离和超越历史客观条件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将付出极大社会成本。“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我们要“持经达变”，没必要争谁为主谁为次，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