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尤德才
民主究竟是什么?如“获得同意的政体”,就是民主吗?二战前的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今天的朝鲜得到大多数人民同意和支持是不容置疑,能说是民主国家吗?又如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你我都是人民,究竟是你作主,还是我作主,也容易造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文革中两派群众势不两立,最终发展到武斗等等?上述的民主定义都不完整。
另外,民主似乎可应用于任何领域,被人为分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西式民主、中式民主、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企业民主等众多民主。纵观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完全相同的。又如何解释各种各样民主?
我以为,应把“民主”提高到哲学层次,从各种民主中提炼出共性,抓住民主的共同规律和原理,借助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领域的特殊性,去探索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领域的规律和原理,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当代美国哲学家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从性质、前提、手段、条件来解说民主。把“民主”提高到一个哲学高度。科恩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在参与过程中,通过辩论、讨论、对话、交流、沟通、相互妥协而获得决策的正当性、可行性。”
民主是一种参与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参与是民主的关键性的概念,但如何衡量参与却是个复杂的问题。判断民主是否成熟是个复杂的问题,至少要用参与广度和参与深度这两个因素来判断。
参与广度是指组织成员参与决策的比例,用数量来衡量一种管理体系虽不够精确,但在进行比较时,还是不失一种有用的尺度。如在某一组织中,未参与选举人数很多,则可能说明该组织没有实现所谓民主的素质和民主环境的条件。但仅用参与广度衡量民主的效能也可能是危险的。如组织成员也可能种种原因被迫参与选举的,违背了民主的实质。因此,要全面地评价民主管理的效能,不仅要检查其广度,还必须检查其深度。
参与深度是指组织成员参与时是否有充分有效,像有人称过去某些企业有“工会跑龙套、职代会橡皮图章”之说,就是缺乏参与深度的表现。要评价参与深度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很难用参数来确定评价一个无形的因素(如诚信的契约法治精神、仁爱、宽容妥协(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等孔子思想)的公民文化。民主必须注重参与深度,才不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妨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能力,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民粹是缺乏参与深度,影响民主参与分权管理体系各要素的和谐性。民粹与民主相伴而生,但真理向前迈出一步就成了谬误。即民粹不是民主,民粹是缺乏参与深度,是从本民族,本组织和个人利益角度出发,求自利,不顾和谐,民粹是民主异化的表现,其本质是反民主。
譬如,法国大革命前,国王路易十六是很仁慈和开明,推行经济与政治改革。不仅创造了法国经济最繁荣时期,而且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也空前繁荣、活跃,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法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然而,大革命却爆发了,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当年走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巴黎街头,看到解放了的民众都在兴高采烈抓人送往断头台。老罗对民众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民众回答他,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法律。对这个回答,老罗无言以对,仔细想想又觉得很有道理。
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是卢梭,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被称为“行走中的卢梭”。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卢梭最强的理论就是“公意”和“自由”,他认为公共意志就是社会的最高意志。所以罗伯斯庇尔对解放后的巴黎民众的回答不得不满意,因为那是公民们的公共意志。
后来,罗伯斯庇尔也被公共意志送上了断头台。到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断头台的效率惊人,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由此可见,民主是一种参与管理体系,对一个国家社会而言是法治的国家社会;是一种以和平方式协调各种不同团体利益及过程的参与管理体系。隐含了民主素养包含道德良知、诚信的契约法治精神、仁爱、诚信的法治精神、宽容妥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仇必和而解、和而不同等的公民文化为基础。
否则,选举人可能受到胁迫,选举可能受到控制,宪法的尊严与民主可能受到藐视与践踏,陷入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困境而造成民主异化。甚至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反而妨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能力,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会异化,甚至走向民主的反面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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