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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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社区>深入讨论  阅读(14292) 回复(125)  2013-10-30 22:46:00  赞(27) 

 

中国应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什么教训

       

       厦门  尤德才

 

        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作品。中央高层领导王岐山为什么力荐此书呢？因为，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警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前期有相似性。

 

        在中国的崛起中，研究法国大革命并吸取其教训，可以避免走入误区或陷入很多的陷阱，有利于形成共识。共识越强烈，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也对中国改革路在何方？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在那里？如何克服改革理论滞后实践？改革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等等问题，提出个人看法，请大家多多指教。

 

有感一：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表达这样信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最终革命难免。如果改革呢？

 

         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做的比前任政府和国王更好。在他之前的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都厉行暴政，路易十四留下一句名言：“朕即国家”；路易十五留下另一句名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相比之下，路易十六开明，仁慈而宽容，了解民间疾苦并倾听民众呼声，连自己的猎物不慎损坏了农民庄稼，都主动予以赔偿。

 

        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开明专制，推行经济与政治改革。不仅创造了法国经济最繁荣时期，而且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也空前繁荣、活跃，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法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然而，大革命却爆发了，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因此，托克维尔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专制体制下，社会越是开放，人民越容易产生不满；越是温和的极权统治，越容易激发革命；有人把托克维尔那句被一些人称作“定律”的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就不改革了，是有偏颇的。因为改革，至少还有希望；不改革，才是死路一条。能不能在不改革等死与改革找死中寻找到出路呢？

 

       我以为，改革出路关键要有共识、智慧和妥协，才可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改革才会有效。

 

　　 社会进化原因很多，相争能进化；相让也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或具备其它条件成熟，也未尝不能进化。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中的改革（改良）中取得的，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社会转型更应该渐进地平稳转型。从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到印度的甘地非暴力运动，从南非的曼德拉到韩国的金大中，没有煽动仇恨和采取暴力激烈手段，同样取得了成功。前苏联、东欧也都以非暴力的形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才是最好途径。我们要避免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付出相当高社会成本。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作者托克维尔生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早在路易十四已种下祸根。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一个民族长期在专制体制下，缺乏公民教育，被隔绝在政治之外。在改革开放或启蒙过程中，发现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偶然事件就可能引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时释放的能量就是灾难性的，于是出现升级版的“法国式大革命”。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今天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想付出的代价希望最低。本人认为，中国改革之路应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改革“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阶层和党派，很少人会说：“我们不要和谐社会”。而且，无论从那个系统看，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总是没错的，系统“和谐”才能产生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和谐”产生1+1＜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即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和谐”最具普遍适用的道理，其内涵价值远远高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观。

 

       事物没有完美，事物都有“好和坏”阴阳两面，事物发展过程利弊共生，全盘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盲目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就可能造成国穷民富；公平和正义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制度，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希特勒也认为自己是正义；即使是民主、法制、人权、公平，因时因地也有差别的；高福利可能造成国民超前消费、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勤劳精神等，容易造成像希腊和欧债危机的经济低增长；自由市场经济可能造成贫富加剧而激化社会矛盾等等；由于权力是选民给的，为讨好满足选民需要和解决内部矛盾，容易造成民主是对内的文明，对外不文明，强权霸权，影响世界的稳定。

 

       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博爱、人权也没错，因为它是构成 “和谐”文明现代社会要素，是为“和谐”服务，也要靠“和谐”这个标尺来判定，是否激进，适当、适宜。如在非发达国家，缺乏公民素质，强制实行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带来和谐，甚至导致了动荡、暴力冲突和甚至国家分裂。就像在利比亚、阿富汗那样，付出的社会转型成本代价很高。抛开“和谐”来谈“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不仅是空洞而缺乏现实意义的，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

 

       当然，讲和谐，并不代表就能实现了和谐。空喊“和谐社会”，不谈诚信、公正、仁爱、民主法治是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的要素，舍本逐末追求和谐，和谐就成了忽悠人们的东西，或成为笑话。

 

        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是指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制度的调整，通过协调和妥协，使利益各方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而不致引发剧烈冲突。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任何社会和组织都要为之努力，社会只能在和谐中前进。和谐社会是改革主旋律，也是改革目的。不和谐的改革绝对不是有效的改革。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相似。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出现利益分化严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而这个时候，还出现了有些“贵族反动”和“领主反动”，要开历史的倒车，更是玩火自焚了，酝酿革命的土壤。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扩张，逐步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专制。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积聚的不公平所导致。虽然，后来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不断努力改善来满足期望大众满足，然而，缺乏智慧与审慎，也是大革命爆发很重要原因之一。

 

        对集权政权进行改革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与审慎。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而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一百五十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三级会议，现在突然要开会，国王、贵族、利益集团准备好了吗？有限的让步和允诺，还能喂饱那个羽翼丰满的利益集团的胃口吗？所以，一开会就出现了政治失控。特别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人们逐渐失去理性和忍性，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当年走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巴黎街头，看到解放了的民众都在兴高采烈抓人送往断头台。老罗对民众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民众回答他，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法律。对这个回答，老罗无言以对，仔细想想又觉得很有道理。

 

        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是卢梭，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被称为“行走中的卢梭”。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卢梭最强的理论就是“公意”和“自由”，他认为公共意志就是社会的最高意志。所以罗伯斯庇尔对解放后的巴黎民众的回答不得不满意，因为那是公民们的公共意志。结果罗伯斯庇尔也被公共意志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以平等、自由、博爱等等，最后异化成腥风血雨的恐怖。

　　

        改革需要智慧而审慎。改革虽与“革命”赛跑，但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就会滑向革命，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特别是长期集权专制管理下，严重缺乏民主法治、宽容妥协、人权、契约精神等公民素质和公民教育，严重缺乏民主政治改革所具备的条件、公民素质和环境，更易产生激进和暴力革命。因为，民主政治高度依赖诸如契约精神、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才不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没有现代政治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的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如何有民主法治，社会如何和谐？

 

       前几年，发生在中山市鸡毛蒜皮的小事件，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足以看到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程度和强度，潜藏的那种盲目的、疯狂的、暴力、混乱、无理性的发泄、动荡渴求，令人堪忧！它有别于根植于成熟的公民意识的，用公共精神、基本的公民伦理来考量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利益。

 　　 

        阻碍当今中国民主法治发展最大因素是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而不是制度结构等硬件部分。因为政府、法律体系、社会制度和结构都可以在短时间改变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不可能短时间建立和提高。制度结构易建，民主精神、公民素质、公民文化难成。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

   

　    今天的中国，公民意识急需引起重视。注重公民教育，让民众知道公民权力、责任和义务。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才能更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德的觉醒，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公共道德久而久之自然淡薄。人们就会在罪恶中保持沉默，自扫门前雪，并不以破坏公共利益和公共环境为耻。缺乏社会良知，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使整个社会逐步陷入道德滑坡危机之中，不仅缺乏社会变革的正能量，也会出现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哈维尔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机器的共同建造者。”由觉醒的国民、有一定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的来推动改革，社会更能平稳转型，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逐渐用民主政治取代强权政治。

 

　　在法国大革命中，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经不起革命领袖们竞相攀比的政治鼓动，其热情和梦幻似乎比制造这个乌托邦的革命领袖们更疯狂，更激进，更彻底。革命领袖为了自己权益和政治统治，往往打着诸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打着“人民意志”的旗号出现的，采取的手段，不亚于任何一个心狠手辣的专制者或独裁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因为君主和王室有可能顾及到作为皇朝的安宁和延续、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信息传承的最权威的象征时，大体上能在和平、契约、妥协、让步中向民选权力机构让度自已的权力，从而在基本不流血的状态中完成宪政民主进程。英国、日本、挪威、西班牙等国，皇帝或国王犹在，是君主制国家，但议会与王权可以共生，一样可以成为的民主法此刻国家。缺乏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是无法建立健康稳定的民主法治政体的。即使建立起来，也不会长久，什么意想之外的事都可能发生。法国大革命中陷入“面包越贵，革命越激进，革命越激进，面包越贵”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革命后所谓的新社会，大都是乌托邦的梦想。

 

       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在民主和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都要警惕破坏民主和法制的极端做法。激进和暴力革命往往是走回头，以暴制暴，以暴易暴，重建专制独裁政权。法国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因在于“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尤其社会的强者更要妥协，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实现双赢，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极左”还是“极右”将付出极高的社会成本代价。我们需要改革的智慧，激进和滞后改革，都有可能造成“革命”、“暴力”方式进行社会转型，出现了社会动荡、秩序失控的局面，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普通人民，甚至导致国家动乱和分裂。 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更应该致力于执政党的民主法治转型和国家的现代化民主法治转型。根据国情，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自然生长，循序渐进，中国才有实现和谐的希望。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本人为什么始终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根据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经验与成果，摸索出一条符合传统文化和大国国情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法治体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宏大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公民教育观和民主法治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课题。注重公民教育与健全民主法治体制决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